中医之气六议之一：气源于中国式思维
中医之“气”六议之一
今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做了题为《用身体观察真气和气脉》的讲座，他讲述了自己通过修习“心息合一”达到定境，进而感受真气运行的过程，并提出古人是用身体观察真气并发现经络的。这引发了社会上对中医“气”的热议。那么，什么是中医的“气”？如何认识和理解？
为此，本报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长林教授，以哲学的视角，从气与思维方式、气学建立的概略历程、气的实质、气道合一、气与宇宙图景、气与人生观六个方面对气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释， 分6期刊登。
刘长林认为，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恐怕“气”概念是最引人注目的了。各个学术领域都离不开气，都以气作为建构理论框架的根基，用气来解释各种各样的难题。正是气将诸子百家，将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连接成一个整体。人们完全有理由说，气是中国文化无限丰富内容的真正底蕴，在那里可以体察到中国民族的博大情怀、深刻智慧和柔中藏刚的性格。
西方传统思维以空间为主，故西方哲学家往往是站在世界之外对世界变化进行洞察和研究的观局者，因为空间事物须要矗立旁观；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主，故中国哲学家总是融于世界之中对世界变化进行体验和省察的当局者，因为只有融入和内省才能感受时间。因此，西方哲学的概念大部分是通过抽象和思辨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形上”性；而中国哲学的主要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意象和体验中产生的，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和实在性。中国的“气”与西方的原子、实体、物质等概念就体现了这一差别。
归根结底，“气”是时间思维和以主客相融方式把握到的世界本原，而实体、物质是空间思维和以主客对立方式所获得的世界本原。实体、物质以空间属性为主，而气以时间属性为主。
许多学者指出，气概念最初的原型是大气和其他一些气态物质。的确，我们从古代有关气的文献以及气字的字源，可以证明这一点。许慎《说文》：“气，云气也，象形。”“云，山川气也。”段玉裁注：“气本云气，引申为凡气之称。”但是必须明确，中国古代哲学和其他许多学术领域里的气概念与自然界的气态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从大气之气到哲学、学术之气，还隔着一段不平坦的历程。
在甲骨文中，对不同时令不同方向的风有许多记载。还有不少材料表明，殷人祭祀风神和云神，因为风云与气候、季节、农业生产有直接的联系。庄子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逍遥游》)“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庄子·齐物论》)古代关于风的叙说真是不少，战国时代的文学家宋玉还写过一篇《风赋》。这些说明古人对大气的活动早有观察，极为重视。
但是，并不能以此来解释中国哲学气概念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风、云、农业生产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有的，而且在不少民族的早期，也表现出对风、云、气的崇拜和看重。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许多部落崇奉土、火、水、风四物。古伊朗之玛兹达教，把一些神灵看作是大气、风、火、水等自然元素的化身。在古代印度吠陀时期，司风之神被称为摩禄多。后来，佛教教理把地、水、火、风视为构成一切事物的基本要素，称为“四大”。在古代埃及神话传说中，“舒”神是大气的化身，为其父太阳神“拉”“以口生”。舒与其配偶“泰芙努特”又生出天神“努特”和地神“格卜”。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气，恩培多克勒提出了著名的四元素说，认为火、气、水和土构成各种性质的物体。希波克拉底学派则在医学领域创立了灵气理论，主张灵气和元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具有维持人体平衡的作用，而呼吸是灵气的来源之一，等等。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出对风、气的重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后来形成了像中国那样的气概念。
气概念源于主体向内思维和整体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时间是一个整体，不可切割。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国人形成了以“重己”“先己”为特征的主体向内思维和万物一体、主客相融的整体思维。
中国气概念不属于一家一派，不限于某一历史时期，也不停留在某一两个学术领域，而是赋予整个中国文化以生命的一个要素。甚至外来的佛学，也由于气概念的渗透而逐渐被中国化。
这种情况固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统一性有关，但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如此齐心，如此持久地青睐于气呢？要回答这一问题，用与其他民族共有的因素是说不清楚的。依愚见，中国气概念确立的特殊原因，应主要归于中国民族早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基本观念。
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时空选择。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时间是一个整体，不可切割。在时间体验中去认识世界，人与天地万物是为一体。因为时间不能占有，不能分隔，只能共享，面对时间过程，众生平等。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正是对时间中的主客关系的体认。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国人形成了以“重己”“先己”为特征的主体向内思维和万物一体、主客相融的整体思维。
《吕氏春秋》有《重己》《先己》和《必己》诸篇，曰：“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这些论列虽然出自战国，但吐露的思想却带有传统性和普遍性。集中到一点是重视自我，而自我应当包括生命和道德两个方面，表现为珍惜自己的生存，认天下事必先从我做起，强调“全生”的至高价值。何谓“全生”？就是“于身无所亏，于义无所损”(高诱)。没有正常的生存，就不可能做合于道义的事业；不做合于道义的事业，生存也就失去了价值。故视自我为成就一切事物的起始与根据。
中国的主体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主体意识
西方传统的主体意识以空间为本位，强调一己的独立性，人以独立个体而对整体负责；而中国传统的主体精神是个体对整体——包括万物的自觉融入，在融为一体中对整体事业承担一份责任。
这种“重己”“先己”“必己”的主体精神，不同于西方以个体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西方传统的主体意识以空间为本位，强调一己的独立性。人作为主体的意向是对外物的占有和攫取，力求外物为人、为自我服务，成为实现主体的手段。人以独立个体而对整体负责。而中国传统的主体精神是个体对整体——包括万物的自觉融入，在融为一体中对整体事业承担一份责任。个体的荣誉、利益和主观价值就存于承担这种责任的过程之中，因此必须发扬“重己”“先己”“必己”的精神，努力提高自我。
从深层的思维方式上看，西方主体意识是一种自内向外的外向性思考，而中国的主体意识则是自外向内的内向性思考。对于一个种族或民族说来，这种带有普遍趋势的向内或向外的思维偏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天赋。因此，在中国民族形成伊始，先民就在时间的整体中逐渐把注意的重心指向“自我”，愈益表现出自我尊重，自我珍惜，自我观照的倾向。而西方人则从与客体对立的独立个体出发，把注意的重心指向外物，指向有形的自然界。这里要提示的是，内向性思考不等于不去或不积极去认识外部世界，外向性思考也不等于不去或不积极去做自我省察。区别只在于二者认识世界、省察自我的方式不同，所选取的角度即出发点不同。那种以为中国传统属内向性思考，因而中国传统没有科学思维、没有对世界的认识的推论，则是一个误会。事实上，气的发现就是中国传统思维对人类科学的伟大贡献。它的深厚蕴涵，将会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光明和福祉。
内向性思考促使先民将实践的成败主要归因于自我，从而对人类战胜灾害，同化自然，创建文明，产生出极高的自豪感。于是人的地位与日俱增，对于生命的看重和着意研究，逐渐演化成一种民族的社会和学术的风尚，上升为一种具有哲学、伦理和审美意义的观念，一种天赋的神圣的道德责任，而远远超出了单纯保健延年、抗拒死亡的生理学目的。
向内思维孕育了天人一体的大养生观
中国养生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养生、修德和治国相统一，是一种天人一体的大养生观。养生不是单纯个人的事，自己要养生，也要关心他人的养生，还要与万物共生。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古代形成了发达的养生学和早期的生命科学。中国养生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养生、修德和治国相统一，是一种天人一体的大养生观。《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所以养生不是单纯个人的事，自己要养生，也要关心他人的养生，还要与万物共生。《颐卦·彖》说：“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合于正道的养生方吉。何谓合于正道？养生要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自求口实”)。还要学习圣人，仿效天地，尽力养他人，养万物。养他人，养万物是提修德性。《大学》说：“富润屋，德润身。”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又会返回来促进自己的健康。大家都这样，人与人，人与万物则融为一体而得到共养。
人与万物同生共养，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追求。《左传》文公七年载：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三事”的意思是说，这是三件具有纲领意义的大事。三事的确立表明，重生思想已具体化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后来，重生思想成为儒家伦理治国理论的核心，其孝与敬的主张就是建立在重生观念之上。《礼记·哀公问》载：“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儒家把维系生命的延续与如何做人，如何为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过约近两千年，大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重生思想使气的概念不断发展
中国古代生命科学是在重生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哲学与社会的根基。气概念的演进与成熟，同古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重生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政治和伦理的灵魂。中国古代生命科学——中医和养生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哲学与社会的根基。而气概念的演进与成熟，同古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直观可察的世界里，生命存在最基本最首要的条件是呼吸。呼吸停止，生命将结束。这一点，古人很早就知道了例如，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先民埋葬死去的孩童，以陶瓮为葬具。童尸置放在陶瓮中，头向上仰靠瓮内壁，下肢蜷屈，似模拟胎儿在子宫中的样态。据认为，这样做是“祈望死者复生或者再生”。值得注意的是，瓮棺口上的覆盖陶片，总要开出一个小孔。郭沫若有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就是说，半坡先民认为，流通的空气是死者复生或再生的决定因素。呼吸之气虽然并不是后来真正意义上的气概念，但将生命与呼吸之气连接起来的意识，对后来哲学气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管子·枢言》写道：“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又说，“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气。”《难经·八难》也说：“气者，人之根本也。”这些论述中的气，当是成熟后的气概念，其内涵要更加深刻、丰富，但也不排除包括呼吸之气在内。
正是由于珍惜生命，生命须臾不可离开呼吸之气，古人进而对呼吸的方式格外留意，发现改善呼吸方式，对呼吸方式进行特殊处理，会给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这就为气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气功是古人“重己”观念的具体表现
重视自我的观念和向内的思维方式，促使古人特别着意心性意念的作用与修炼，此即中国最早的气功。
重视自我的观念和向内的思维方式，还促使古人特别着意心性意念的作用与修炼，很早就注意到心与身的关系，突出地觉察到精神对形体的支配作用和独立意义，确定养、医疗必须以神为主，形神相即。于是以调心为中心，将调心、调息、调形三者统一起来考虑，发现虚静的心理状态，特定的呼吸方式，适当的形体动作配合进行，可以产生舒解疲劳、提高神智和祛病延年的明显效果。此即中国最早的气功。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乐都地区对四座古墓进行发掘，出土一前所未见的彩陶罐。据考证，属于半山马厂文化，距今约4000~4500年。此罐双耳，小口，大腹，底部紧收，面积如罐口。罐体有一彩绘浮雕人像。该人像双脚平放，比肩稍宽，下肢弯曲作蹲当式，腹部微隆，双手环抱，置于腹部左右两侧，口张并做吐气状，二目微闭，似凝视守神，面部表情平和静穆。整个身体呈站桩功气沉丹田的姿势。专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以艺术形象显现气功演练的实物。这样一个意守丹田的姿势，对于当时提高气功效果，一定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人们竞相学习的模范。气功，既用以养生，又用以修德，是古代中国人“重己”观念的具体表现。
在古代文献中，有关气功的资料极为丰富。《史记·扁鹊列传》载：“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而以“镵石，挢引，案抚，毒熨……练精易形。”传说俞跗为黄帝时人，挢引、案抚为上古时代的动气功疗法。《内经》说：“古之治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素问·移精变气》)移精变气是“传精神，服天气”(《素问·生气通天》)的静气功疗法。又说：“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素问·上古天真》)庄子也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大宗师》)这些则是以守神和深息为特征的气功。
气功修炼的核心是调心，以调心带动调气和调形。调心的主要内容是虚心净意，志意专一，排除不正的欲念，力求在精神上达到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并用这样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言行。我们不可因后来和现代社会的某些变化，不可因个别人的不良行为而误以为气功修炼只是少数江湖术士之事，或甚至是令人生厌之事。气功这个术语的确是后来出现的，到近现代才比较流行使用。但气功修炼这件事在古代十分普遍，而且十分高雅，有很多古典文献和出土文物资料可以见得。老、庄、管、孟、荀、《易》等大家都对气功有正面讲述，《楚辞》中的不少诗句也提及气功……气功实际上是古人为实现“重己”“先己”“必己”而普遍采取的修炼方式，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实践。
正是因此，很多人在气功修炼中，主要是在修心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与大气完全不同的无形的存在。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搏而不得，但与人的生命和健康，与人的道德修炼，以至与万物的生化，关系极为密切。古人不能将其与大气等气态物质严格区分，于是也称其为气。而这种与大气不同的无形存在，才是中国之“气”的真谛。
重生思想的伦理性、政治性和学术性，心神修炼的被推崇和普遍性，使气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终至发现了与有形物质不同的另一种实在，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重视，还以其特殊品性，深刻地影响了几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创立。而这一过程，追其源，是中国人以时间为本位的思维方式，是主体向内思维和天人一体思维带来的结果。(刘长林)
(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国象科学观》，增订本，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
中医之“气”六议之二：气学建立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将于8月7日刊发，敬请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长林)
今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做了题为《用身体观察真气和气脉》的讲座，他讲述了自己通过修习“心息合一”达到定境，进而感受真气运行的过程，并提出古人是用身体观察真气并发现经络的。这引发了社会上对中医“气”的热议。那么，什么是中医的“气”？如何认识和理解？
为此，本报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长林教授，以哲学的视角，从气与思维方式、气学建立的概略历程、气的实质、气道合一、气与宇宙图景、气与人生观六个方面对气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释， 分6期刊登。
刘长林认为，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恐怕“气”概念是最引人注目的了。各个学术领域都离不开气，都以气作为建构理论框架的根基，用气来解释各种各样的难题。正是气将诸子百家，将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连接成一个整体。人们完全有理由说，气是中国文化无限丰富内容的真正底蕴，在那里可以体察到中国民族的博大情怀、深刻智慧和柔中藏刚的性格。
西方传统思维以空间为主，故西方哲学家往往是站在世界之外对世界变化进行洞察和研究的观局者，因为空间事物须要矗立旁观；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主，故中国哲学家总是融于世界之中对世界变化进行体验和省察的当局者，因为只有融入和内省才能感受时间。因此，西方哲学的概念大部分是通过抽象和思辨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形上”性；而中国哲学的主要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意象和体验中产生的，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和实在性。中国的“气”与西方的原子、实体、物质等概念就体现了这一差别。
归根结底，“气”是时间思维和以主客相融方式把握到的世界本原，而实体、物质是空间思维和以主客对立方式所获得的世界本原。实体、物质以空间属性为主，而气以时间属性为主。
许多学者指出，气概念最初的原型是大气和其他一些气态物质。的确，我们从古代有关气的文献以及气字的字源，可以证明这一点。许慎《说文》：“气，云气也，象形。”“云，山川气也。”段玉裁注：“气本云气，引申为凡气之称。”但是必须明确，中国古代哲学和其他许多学术领域里的气概念与自然界的气态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从大气之气到哲学、学术之气，还隔着一段不平坦的历程。
在甲骨文中，对不同时令不同方向的风有许多记载。还有不少材料表明，殷人祭祀风神和云神，因为风云与气候、季节、农业生产有直接的联系。庄子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逍遥游》)“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庄子·齐物论》)古代关于风的叙说真是不少，战国时代的文学家宋玉还写过一篇《风赋》。这些说明古人对大气的活动早有观察，极为重视。
但是，并不能以此来解释中国哲学气概念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风、云、农业生产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有的，而且在不少民族的早期，也表现出对风、云、气的崇拜和看重。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许多部落崇奉土、火、水、风四物。古伊朗之玛兹达教，把一些神灵看作是大气、风、火、水等自然元素的化身。在古代印度吠陀时期，司风之神被称为摩禄多。后来，佛教教理把地、水、火、风视为构成一切事物的基本要素，称为“四大”。在古代埃及神话传说中，“舒”神是大气的化身，为其父太阳神“拉”“以口生”。舒与其配偶“泰芙努特”又生出天神“努特”和地神“格卜”。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气，恩培多克勒提出了著名的四元素说，认为火、气、水和土构成各种性质的物体。希波克拉底学派则在医学领域创立了灵气理论，主张灵气和元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具有维持人体平衡的作用，而呼吸是灵气的来源之一，等等。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出对风、气的重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后来形成了像中国那样的气概念。
气概念源于主体向内思维和整体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时间是一个整体，不可切割。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国人形成了以“重己”“先己”为特征的主体向内思维和万物一体、主客相融的整体思维。
中国气概念不属于一家一派，不限于某一历史时期，也不停留在某一两个学术领域，而是赋予整个中国文化以生命的一个要素。甚至外来的佛学，也由于气概念的渗透而逐渐被中国化。
这种情况固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统一性有关，但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如此齐心，如此持久地青睐于气呢？要回答这一问题，用与其他民族共有的因素是说不清楚的。依愚见，中国气概念确立的特殊原因，应主要归于中国民族早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基本观念。
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时空选择。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时间是一个整体，不可切割。在时间体验中去认识世界，人与天地万物是为一体。因为时间不能占有，不能分隔，只能共享，面对时间过程，众生平等。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正是对时间中的主客关系的体认。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国人形成了以“重己”“先己”为特征的主体向内思维和万物一体、主客相融的整体思维。
《吕氏春秋》有《重己》《先己》和《必己》诸篇，曰：“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这些论列虽然出自战国，但吐露的思想却带有传统性和普遍性。集中到一点是重视自我，而自我应当包括生命和道德两个方面，表现为珍惜自己的生存，认天下事必先从我做起，强调“全生”的至高价值。何谓“全生”？就是“于身无所亏，于义无所损”(高诱)。没有正常的生存，就不可能做合于道义的事业；不做合于道义的事业，生存也就失去了价值。故视自我为成就一切事物的起始与根据。
中国的主体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主体意识
西方传统的主体意识以空间为本位，强调一己的独立性，人以独立个体而对整体负责；而中国传统的主体精神是个体对整体——包括万物的自觉融入，在融为一体中对整体事业承担一份责任。
这种“重己”“先己”“必己”的主体精神，不同于西方以个体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西方传统的主体意识以空间为本位，强调一己的独立性。人作为主体的意向是对外物的占有和攫取，力求外物为人、为自我服务，成为实现主体的手段。人以独立个体而对整体负责。而中国传统的主体精神是个体对整体——包括万物的自觉融入，在融为一体中对整体事业承担一份责任。个体的荣誉、利益和主观价值就存于承担这种责任的过程之中，因此必须发扬“重己”“先己”“必己”的精神，努力提高自我。
从深层的思维方式上看，西方主体意识是一种自内向外的外向性思考，而中国的主体意识则是自外向内的内向性思考。对于一个种族或民族说来，这种带有普遍趋势的向内或向外的思维偏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天赋。因此，在中国民族形成伊始，先民就在时间的整体中逐渐把注意的重心指向“自我”，愈益表现出自我尊重，自我珍惜，自我观照的倾向。而西方人则从与客体对立的独立个体出发，把注意的重心指向外物，指向有形的自然界。这里要提示的是，内向性思考不等于不去或不积极去认识外部世界，外向性思考也不等于不去或不积极去做自我省察。区别只在于二者认识世界、省察自我的方式不同，所选取的角度即出发点不同。那种以为中国传统属内向性思考，因而中国传统没有科学思维、没有对世界的认识的推论，则是一个误会。事实上，气的发现就是中国传统思维对人类科学的伟大贡献。它的深厚蕴涵，将会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光明和福祉。
内向性思考促使先民将实践的成败主要归因于自我，从而对人类战胜灾害，同化自然，创建文明，产生出极高的自豪感。于是人的地位与日俱增，对于生命的看重和着意研究，逐渐演化成一种民族的社会和学术的风尚，上升为一种具有哲学、伦理和审美意义的观念，一种天赋的神圣的道德责任，而远远超出了单纯保健延年、抗拒死亡的生理学目的。
向内思维孕育了天人一体的大养生观
中国养生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养生、修德和治国相统一，是一种天人一体的大养生观。养生不是单纯个人的事，自己要养生，也要关心他人的养生，还要与万物共生。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古代形成了发达的养生学和早期的生命科学。中国养生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养生、修德和治国相统一，是一种天人一体的大养生观。《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所以养生不是单纯个人的事，自己要养生，也要关心他人的养生，还要与万物共生。《颐卦·彖》说：“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合于正道的养生方吉。何谓合于正道？养生要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自求口实”)。还要学习圣人，仿效天地，尽力养他人，养万物。养他人，养万物是提修德性。《大学》说：“富润屋，德润身。”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又会返回来促进自己的健康。大家都这样，人与人，人与万物则融为一体而得到共养。
人与万物同生共养，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追求。《左传》文公七年载：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三事”的意思是说，这是三件具有纲领意义的大事。三事的确立表明，重生思想已具体化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后来，重生思想成为儒家伦理治国理论的核心，其孝与敬的主张就是建立在重生观念之上。《礼记·哀公问》载：“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儒家把维系生命的延续与如何做人，如何为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过约近两千年，大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重生思想使气的概念不断发展
中国古代生命科学是在重生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哲学与社会的根基。气概念的演进与成熟，同古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重生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政治和伦理的灵魂。中国古代生命科学——中医和养生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哲学与社会的根基。而气概念的演进与成熟，同古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直观可察的世界里，生命存在最基本最首要的条件是呼吸。呼吸停止，生命将结束。这一点，古人很早就知道了例如，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先民埋葬死去的孩童，以陶瓮为葬具。童尸置放在陶瓮中，头向上仰靠瓮内壁，下肢蜷屈，似模拟胎儿在子宫中的样态。据认为，这样做是“祈望死者复生或者再生”。值得注意的是，瓮棺口上的覆盖陶片，总要开出一个小孔。郭沫若有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就是说，半坡先民认为，流通的空气是死者复生或再生的决定因素。呼吸之气虽然并不是后来真正意义上的气概念，但将生命与呼吸之气连接起来的意识，对后来哲学气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管子·枢言》写道：“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又说，“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气。”《难经·八难》也说：“气者，人之根本也。”这些论述中的气，当是成熟后的气概念，其内涵要更加深刻、丰富，但也不排除包括呼吸之气在内。
正是由于珍惜生命，生命须臾不可离开呼吸之气，古人进而对呼吸的方式格外留意，发现改善呼吸方式，对呼吸方式进行特殊处理，会给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这就为气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气功是古人“重己”观念的具体表现
重视自我的观念和向内的思维方式，促使古人特别着意心性意念的作用与修炼，此即中国最早的气功。
重视自我的观念和向内的思维方式，还促使古人特别着意心性意念的作用与修炼，很早就注意到心与身的关系，突出地觉察到精神对形体的支配作用和独立意义，确定养、医疗必须以神为主，形神相即。于是以调心为中心，将调心、调息、调形三者统一起来考虑，发现虚静的心理状态，特定的呼吸方式，适当的形体动作配合进行，可以产生舒解疲劳、提高神智和祛病延年的明显效果。此即中国最早的气功。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乐都地区对四座古墓进行发掘，出土一前所未见的彩陶罐。据考证，属于半山马厂文化，距今约4000~4500年。此罐双耳，小口，大腹，底部紧收，面积如罐口。罐体有一彩绘浮雕人像。该人像双脚平放，比肩稍宽，下肢弯曲作蹲当式，腹部微隆，双手环抱，置于腹部左右两侧，口张并做吐气状，二目微闭，似凝视守神，面部表情平和静穆。整个身体呈站桩功气沉丹田的姿势。专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以艺术形象显现气功演练的实物。这样一个意守丹田的姿势，对于当时提高气功效果，一定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人们竞相学习的模范。气功，既用以养生，又用以修德，是古代中国人“重己”观念的具体表现。
在古代文献中，有关气功的资料极为丰富。《史记·扁鹊列传》载：“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而以“镵石，挢引，案抚，毒熨……练精易形。”传说俞跗为黄帝时人，挢引、案抚为上古时代的动气功疗法。《内经》说：“古之治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素问·移精变气》)移精变气是“传精神，服天气”(《素问·生气通天》)的静气功疗法。又说：“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素问·上古天真》)庄子也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大宗师》)这些则是以守神和深息为特征的气功。
气功修炼的核心是调心，以调心带动调气和调形。调心的主要内容是虚心净意，志意专一，排除不正的欲念，力求在精神上达到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并用这样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言行。我们不可因后来和现代社会的某些变化，不可因个别人的不良行为而误以为气功修炼只是少数江湖术士之事，或甚至是令人生厌之事。气功这个术语的确是后来出现的，到近现代才比较流行使用。但气功修炼这件事在古代十分普遍，而且十分高雅，有很多古典文献和出土文物资料可以见得。老、庄、管、孟、荀、《易》等大家都对气功有正面讲述，《楚辞》中的不少诗句也提及气功……气功实际上是古人为实现“重己”“先己”“必己”而普遍采取的修炼方式，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实践。
正是因此，很多人在气功修炼中，主要是在修心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与大气完全不同的无形的存在。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搏而不得，但与人的生命和健康，与人的道德修炼，以至与万物的生化，关系极为密切。古人不能将其与大气等气态物质严格区分，于是也称其为气。而这种与大气不同的无形存在，才是中国之“气”的真谛。
重生思想的伦理性、政治性和学术性，心神修炼的被推崇和普遍性，使气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终至发现了与有形物质不同的另一种实在，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重视，还以其特殊品性，深刻地影响了几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创立。而这一过程，追其源，是中国人以时间为本位的思维方式，是主体向内思维和天人一体思维带来的结果。(刘长林)
(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国象科学观》，增订本，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
中医之“气”六议之二：气学建立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将于8月7日刊发，敬请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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